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目睹了像泰达的USDT和Circle的USDC这样的稳定币成为关键的货币工具的真实场景。比如在土耳其，高通胀促使公民接受这些数字资产作为对不稳定国家货币的避险工具。稳定币承诺摆脱传统金融体系的限制，但它们实际上能否兑现这一承诺，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自由。如果我们根据政治科学文献中自由的各种定义来衡量稳定币，这种新型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尽人意。

了解稳定币在个人自由方面失败的原因，以及比特币成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一些政治哲学家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定义。首先要提到的是英国-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伊莎贝拉•柏林和他的开创性论文《自由的两种概念》，该论文认为自由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负面自由和正面自由。负面自由，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自由”，指的是没有干涉或障碍。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独立。相比之下，正面自由侧重于积极行使自由权利来实现目标或潜能。

此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共和”或“新罗马”对自由的理解，它结合了这两种解释，对治理提出了一些问题。爱尔兰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强调将共和自由视为不受控制的自由，而后来的英国知识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则强调了不受支配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单纯有一个可以干涉某人生活的任意权力并不能使人自由。

在回到加密货币之前，让我们用一个门的类比来另辟蹊径地思考自由。想象一下，负面自由就像有很多门供你选择，正面自由就像走进你选择的门。而共和自由则是另一重境界——就像有很多门而没有门卫。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没有人干涉，你就是自由的。这与上面提到的自由主义自由的概念相似，但从共和的观点来看，干涉的可能性已经限制了你的自由。换句话说，为了管理这个门卫，我们需要积极的自由来保障我们的负面自由。

不管权力是由政府还是公司掌握，任意权力的问题仍然存在。透过这个视角，稳定币的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可以说稳定币提供了负面自由，因为在这些金融系统运行顺利的情况下，使用这些系统几乎没有障碍。然而，它们在共和自由或无支配的自由方面却偏离了目标。

问题在于：这些资产是由中心化组织创建和管理的。稳定币的稳定性和可访问性以及它们的用户都与这些公司的决定紧密相连。只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但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自由是由发行者决定的。

看看我祖国土耳其最近的情况。随着全国银行系统危机和通货膨胀，许多土耳其公民正在使用稳定币，特别是Tron上的USDT来保护他们的财富。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再依赖政府监管银行，而是信任外国公司。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只是将一个老板换成了另一个。

不管权力是由政府还是公司掌握，任意权力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共和自由的教训。你可能仍然受到外部控制，无法对主导你经济活动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比特币提供了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选择，让我们更接近无支配的自由。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性质防止了与稳定币或传统金融的中心化结构相伴随的支配类型。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影响网络的决策，降低了任意权力的风险，从而促进了更符合共和自由观点的自由。

总之，稳定币在不稳定的金融环境中似乎是一根救命稻草。但它们对中心发行者的依赖性损害了无支配的自由。仅仅是将一位主宰换成另一位，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都不足以获得真正的财务独立。真正的财务独立并非来自于交换枷锁，而是来自于消除或控制它们。